作者：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黃瓊萩（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DOI: 10.30402/EAS.202506_56(1).0001
壹、前言
2024年一本名為《學術自由在多元世界中的實踐：全球批判視角》（Frédéric Mégret & Randini Ramanujam／Academic Freedom in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的合輯由中歐出版社（Central European Press）發行，此書收納了多位作者集體審視在不同背景之下所發展和理解的學術自由之意義與內涵。這本書可說相當時宜，既探討多種影響學術自由的環境條件，更提出各種深具差異性的學術自由觀念，且深刻反映了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並承認不同作者之間關於學術自由在看法上的分歧。而本書的編者宣稱此為包容性理解。該書大多數章節分析了政治、經濟和思想力量如何限制甚至阻礙學術自由，而有部分內容則探討如何通過制度、政治和社會關係等手段解決上述問題。不過，這些篇章都有一個共同假設，即主張學術自由是為一種價值或權利，故即便遭到侵犯，侵犯者也不能否定其重要性。而在此前提之下，學術自由作為「責任」的觀點事實上是被忽視的，因為多數論述都更為強調其作為一種應當受到保護且不受干擾的權利。
本文與上述觀點採取不同的角度看待學術自由，主張學術自由應該重新被概念化為責任，而非僅僅是價值，如此才能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對學術自由的討論。本文進一步主張：責任必須是關係性的（Gilligan 1982；Macintyre 2001；Escobar 2018），並強調應承認學者歸屬於群體，而非個人主義式的僅關注自身或學者此一角色，故分析學術自由的視角不能僅僅集中於權利與保護這單一層面，更須考量學者有責任思考與所學相關之社會事務，並有責任對其提供建言。從這一角度看來，學術自由更適合體現為「學者對建言與倡議的責任能進行判斷」。因為是判斷，此責任便具備了可協商性、實踐性、關係性和情感性。
本文首先介紹探討學術自由之概念在當前時空背景下的關聯性，並突出對其予以重新概念化的重要性。接下來本文將透過儒家思想來闡明學術自由作為責任是一種關係的實踐，其宗旨在於教化統治者愛民（Gibbs 2013），並促成集體的自由。在結論之前，本文將引述早已存在世界史中各種以責任作為學術動力的思想，並和本文主要論述進行對照、呼應與反思。
貳、學術自由問題與全球南方的爭辯
學術自由問題在今時今日是為各地學術界激烈辯論的主要議題，特別在幾個知名國際學会成員呼籲支持「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運動時尤能體現。這一辯論對學術自由概念本身具有複雜的影響；尤其在政治學領域，學者們的研究最可能直接面對政策和治理失敗而導致的人道危機。為此，世界各地的研究學會面對的挑戰與日俱增。近期發生的國際關係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理事會與全球南方小組（Global South Caucus）之間的爭議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學術自由的問題在近期變得尤為緊迫，部分原因在於有相當大比例的全球南方學者為支持BDS運動，採取了會議議程與正規程序以外的手段，而這些舉措引發了學界針對「學者的抗議是否應該遵循既定規章，又此舉是否充分尊重學術集會裡的不同意見」的激烈辯論。[1]
前述事件引發的爭議氛圍繼續影響當時即將於美國芝加哥市舉行的年度會議。原本會議議程上安排了一場主題為「全球南方的學術自由」的圓桌論壇，[2] 卻在會議召開後，該論壇有一半的與會者加上主持人紛紛選擇退出該論壇。事實上，在本屆年會召開之前，ISA大會主辦方特別發給所有會議場次的主持人一封書面提醒，強調會議的進行必須遵守大會制訂的行為規範，特別強調要顧及每位與會人士的尊嚴，禁止以各項形式對任何人進行騷擾或甚至權利的侵害。
上述現象揭示學術自由已是一項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具高度爭議性的話題。其所面臨的挑戰源自於對學術自由的迥異理解：有一方主張表達抗議的自由，而另一方則強調不應限制他人的自由。這種張力往往反映當前政治格局的兩極化。在這種背景下，兩種權利主張浮現並彼此衝突，分別是「抗議學會對種族滅絕保持沉默是會員的權利」之主張，以及強調「需保護每位與會者個人自由和人權，尤其是來自被抗議國家的學者」的另一種主張。然而，為不屬於學會成員的受害者行使抗議權，正反映了全球南方委員會受到強烈的情感驅動，揭示對學術自由，吾人須更為多元細緻而深入的理解，並認知到正是這種對於抗議的責任感，給與學術自由之主張賦予了動力。是故，本文主章必須重新審視不同的學術自由之觀念，才能瞭解前述兩種權利主張的雙方是如何威脅到彼此的自由，進而產生受剝奪感。
參、從儒家視角重新理解做為責任的學術自由
儒家思想其實不存在自由主義傳統裡的學術自由概念（Tu 2005），但這並不意味著儒者無法進行與主流政治立場對立的知識性活動。反之，儒家思想強調另一種參與政治風格（Hao 2024），就是對領袖氣質養成的介入與主導。在儒家的世界觀裡，學術表達只要不惡意挑戰政治合法性，便有其空間。在這個觀點和語境下，自由並不是自然權利，而是由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所決定的需求，而儒者所肩負的責任便是判斷需求的存在與否以及時間點。因此，儒家治理文化與常見的自由主義學術自由觀念不盡相容。
在儒家傳統中，學術自由包含根據時代潮流重新解讀經典作品，以能批判性地維護當下的政治合法性（Hahm 2009；Son 2012；Tan 2011）。儒家的學術自由從來不在於行使權利，而是根植於儒家傳統裡對於培養領導人所承擔的責任。由於有待盡心力培養的主要是領導階層，對於平民，儒家便主張不宜費力教養。[3] 儒家學者的首要責任是確保統治者傳承道統。道統可以理解為所有生命的起源或滋養萬物的力量；而儒家學者的任務是探索如何與時俱進，以保持統治者不忘初心，戮力於提升平民的福祉，這即是學術與道統相契合。而儒者在個人安危不確定的情況下堅持責任，其所體現的是一種行使判斷力和實踐道統的學術自由。
儒家思想高度重視統治者的道德（Gibbs 2013），並強調禮儀與自律的重要性，以證明他們的治理是天下為公的，這反過來有助於安定民心，使平民在服勞役或繳納糧食時心甘情願。[4] 儒家思想關注的是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的關係圈。然而，嚴格支持禮教與倫常的儒者可能有意無意間維護著失靈的統治階層，而導致保守思維出現（Noesselt 2015）。這些保守思想家認為，維持上尊下卑的秩序對確保平民按時納糧服役至關重要，而他們能通過為權力階層辯護獲得個人報酬。與此相對，改革思想家則主張應當說服統治者展現對平民的關懷並自我克制，而這往往讓統治階層感到不安。
雖然大多數儒家學者力圖在上述這兩種策略之間尋求平衡（Kim 2013；Wood 1995），但他們的專業知識、個人性格和技能有顯著差異，因此不盡然皆能達到令人滿意的平衡。而這項任務最關鍵的挑戰在於學者如何理解與實踐自身對於政統與道統的責任（Qiang and Shen 2018）；他們往往倚靠的是判斷，不是規則，而在他們履行對正統與道統的責任的同時，就是在實踐群體層次的學術自由。
肆、集體自由與合法性
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學術自由號稱是受到保護的權利，此權利允許個別學者享有探索與研究的樂趣。然而，這種自由實際上常常受特權階層的價值觀與相對優勢之能力所影響。以法律所提供的保障來防止對個別學者的傷害和恐嚇，往往只是保護掌權者免於遭受批評，而往往沒有真正達到對異議份子的保護與保障，而這正是《學術自由在多元世界中的實踐》一書所討論的主題。因此，自由主義式的學術自由並非真正的普世自由；它經歷權威階級所設計和主導的程序形塑並加以體制化之後，對於不同的立場和聲音往往加以排擠、刪除、約束、利誘、並重新發落，使知識生產者失去原本應有的責任感。
與此迥異的是，如果儒家的學術自由以傳承道統為職志，那麼衝突不僅僅體現在順從與批判之間，還體現在如何解釋道這件事情之上。保守者認為禮儀和尊卑有助於穩定社會以及促進和諧，而批評者則認為過度教化可能掩蓋了民怨。兩者都是出於責任而發出主張，但他們的道德準則各不相同。
如此重新對學術自由予以概念化以後，學者的困境便從單純地避免外力干預研究樂趣轉而為倫理上的抉擇。誰來定義什麼才算傳承道統？什麼時候強化禮儀有助於安定道統？什麼時候批評更有利於維護平民福祉？此外，經過重新概念化的學術自由引導人們認知到儒家語境下的學術壓制，主要不是壓制言論或學者，它還涉及對責任的控制，但最終的控制不在少數人手裡，而在記錄民心向背的學者筆下。如是，統治階層其實需要其批評者保持學術自由，因為聆聽他們的聲音是重要的，如此才能提醒統治者改善治理並捍衛其政權合法性。反而自由主義的控制最強，因為統治者往往不受道統約束，批評者的權利充其量僅是一種學術樂趣。
而經由儒家觀點重新概念化的學術自由，由於批評者有時不免冒著生命危險挑戰現行體制，其責任感強弱正好反映了學術自由的實踐性和個性化。自由本身並非固有價值，而學術自由所欲挑戰或強化的合法性（He 1991；Wang 2012；Zeng 2018），因為事關民心，所以才是施行此自由之終極關懷所在。長久以往，統治者甚至有時對維護其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感到厭惡，因為後者反而影射了統治階層的自我中心。
此外，在儒家文化中，在上位者鮮少靠制定正式規則來限制學術活動，因為旗幟鮮明的規則容易削弱其道德性與合法性。相反，無論是學者批評統治者，或統治者對學術自由的治理，都需即興地仰賴當下因時因地制宜的判斷（Gao 2022），是故治者與學者之間必須因勢利導來相互折衝，且只有經過實踐才能知道他們如何調整。這種缺乏固定法律約束的局面，並不會帶來更多自由（Jiang 2022）；但會因此塑造一個不可預測的知識環境，其中學者個人的學術樂趣往往成為最微不足道的考慮面向。
而儒家式的學術自由確實是脆弱的，雖然這種脆弱性始終存在一個悖論，亦即沒有設立正式規則管束或保護學術，反而創造出知識界抵抗的傳統，儘管脆弱，卻始終存在。儒家學者常形容這種在道中堅守的精神為「不絕如縷」；雖細而脆弱，容易斷裂，但永遠消滅不了（Mulvey and Lee 2024）。這種脆弱但堅韌的求知精神在歷史上始終挑戰著政權合法性，而非直接催化改進。如此給統治者最大教訓就在於：統治者最終無法決定或始終確保自己的合法性。即便統治者壓制學術思想，他們仍需面對知識界持異議的不絕如縷，如此便保證了民心與權威的相互滋養。
伍、責任意識不僅止於儒家：其他文明思維中的學術自由理念
將學術自由視為一種責任而非個人權利，並非儒家思想的獨有觀點。許多不同文明底下的知識傳統其實都拒絕自由主義式的學術自由與個人權利的概念，而是也將知識視為集體責任的一部分。
例如在伊斯蘭哲學中，知識(ʿilm)的追求不是為了個人的智識滿足，而是作為對社群(ummah)的義務（Ismail, Awaluddin and Aat 2024； Sulaiman 2022）。阿爾法拉比(Al-Farabi)與阿維森納(Avicenna)等思想家認為，哲學探究的目的在於理解神聖秩序，並促進正義治理（Mattila 2022）。「勸善懲惡」（al-amr bi-l-maʿrūf wa-n-nahy ʿan al-munkar）的原則體現學者在道德與政治生活中應承擔的責任。
同樣地，在大乘佛教傳統中，學術活動與菩薩道的倫理緊密相連，知識的追求不應僅僅是個人的學術好奇，而更應服務於減輕眾生的苦難（Harris 2023；Willis 1979）。在橫跨印度、西藏與中國的那爛陀(Nalanda)傳統中，嚴謹的學術辯論被視為修習智慧(prajñā)的方式，其目的不在於個人自由，而是為了群體的解脫（Tu 2019）。
而在啟蒙運動之前，中世紀歐洲的學術自由與宗教和道德義務緊密連結，學術自由並非個人權利。以阿奎那和阿伯拉爾等思想家為代表的經院哲學認為追求知識是一種揭示神聖真理的責任（Rexroth 2023）。學者們被期望將他們的學術努力與宗教倫理保持一致。早期的人文主義者，如伊拉斯謨，主張學者應批判統治者（Van Ruler 2024；Bietenholz 2008），而批判並非基於個人自由，而是因為他們的責任是確保統治者以智慧和道德的方式進行治理。
此外，在各種原住民的知識體系中，知識也不是個人化的，而是關係性的。例如在毛利文化中，mātauranga（知識）嵌入於whakapapa（血緣與精神聯繫）（Hikuroa 2016），此過程與土地和祖先密不可分。而在安第斯山脈的「ayllu」治理模式下，知識份子（通常是精神領袖或長老）有服務社群的責任，而非追求個人無限制的知識探究（Brownlow, Capuzzi, Helmer, Martins, Normann and Poulovassilis 2015）。這些視角共同挑戰了西方自由主義對學術自由的單一面向假定，即知識的追求應當超越政治與倫理之約束。
再回到儒家思想來看，儒家主張求知本身並非一種內在美德。儘管現代科學的發展以「發現真理」作為其核心驅動力，但儒家思想更強調知識的務實性，亦即學術的價值取決於其能否促進社會穩定與維護倫理秩序（Shusterman 2009）。儒家的觀念裡，知識並非因其存在而有價值，而是因其可運用來維護或批判既有政權的失德或失能而獲得意義。這挑戰了西方所主導的自由主義傳統對於學術自由的假設，亦即假定知識的追求本身就是正當的。儒家傳統與許多其他非西方知識體系都表明一個事實，即知識從來不是中立的，而是嵌入於政治與倫理框架之中，並皆強調沒有群體責任感的學術自由，最終是人人失去自由。
陸、結論
本文總結，學術自由更多是一種實踐與選擇，而非僅被視為是一種價值，類似於烹飪、舞蹈、愛情的自由，既不是個人的，也不是必須的，而是因地制宜的生活所滋養出來的，且所謂自由就是實踐群體福利。這就說明了全球南方小組學者的動力並非來自於追尋個人的學術樂趣，因而與其他人對學術樂趣行使追求的權利不屬於同一層面。而當前國際局勢發生的種族滅絕現象主要受難者身在南方，當然引發全球南方學者對南方的集體責任感。
在儒家傳統中，學術自由並非法律或制度上的保障，也非對其他學者尊嚴的強制性尊重。相反地，它被理解為一種稱之為天命的道德承諾，在在影響掌權者的舉措。在這個背景下，學術自由不僅僅由學者行使，它也體現在統治者的養成與自我認知中。統治階層的合法性與不絕如縷的道保持一致，後者看似脆弱卻無法擺脫。此一傳統與自由主義式的學術資由係基於法律所規範之權利概念而出發截然不同，後者僅僅將學術自由作為對抗權威和抵禦干預的保障，而非探究民心向背的責任。而本文主張，唯有從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思維傳統的角度重新思考與概念化學術自由，才能真正有意義甚至有效地理解當前全球學術界不同立場之間的激烈對立，進而尋求真正具包容性的共存之道。
參考書目
Bietenholz, Peter G. 2008. Encounters with a Radical Erasmus: Erasmus’ Work as a Source of Radic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rownlow, Richard, Capuzzi, Stefano, Helmer, Sven, Martins, Lucian, Normann, Immanuel, and Poulovassilis, Alex. 2015. “An Ontological Approach to Creating an Andean Weaving Knowledge Base.”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8 (2): Article No. 11 https://doi.org/10.1145/2700427
Escobar, Arturo. 2018. 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Gao, Gengsong. 2022. “Post-Tiananmen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Uses of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1 (137): 709–725.
Gibbs, Paul. 2013. “Role virtue ethics and academic ethics: a consideration of academic free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7(7): 720-729.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Hahm, Chaihark. 2009. “Ritual and Constitutionalism: Disputing the Ruler’s Legitimacy in a Confucian Po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 (1): 135-204.
Hao, Zhidong. 2024,“How Structure, Culture, and the Individual Together Constrain and Enable Academic Freedom in Chin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cademic Freedom in a Plural World: Glob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s.Frédéric Mégret and Nandini Ramanujam.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arris, Stephen. 2023. Buddhist Ethics and the Bodhisattva Path. London: Bloomsbury.
He, Baogang. 1991. “Legitimacy in the Deng Era in China: A Critical Reappraisal.”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7 (1): 20-45.
Hikuroa, D. 2016. “Mātauranga Māori—the ūkaipō of Knowledge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Zealand 47 (1): 5–10.
Ismail, Moh, Awaluddin Faj, and Aat Mupliah. 2024. “Relational Concept of Ma’rifah, ‘Ilm, and Wahy: A Semantic Analysis of Islamic Studies in the Qur’an,” Al-I’jaz 6 (1): 31-50.
Jiang, Jue. 2022. “Academic Freedom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quir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ystem of Student Informants (Xuesheng Xinxiyuan),” In New Threats to Academic Freedom in Asia, ed. Gueorguiev, Dimitar 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m, Myeong-seok. 2013. “Choice,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in Ancient Chinese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3 (1): 17-38.
Macintyre, Alasdair. 2001.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McLean: Open Court.
Mattila, Janne. 2022. The Eudaimonist Ethics of al-Farabi and Avicenna. Leiden: Brill.
Mulvey, Benjamin, and Lee, Bok Nga. 2024. “The Intellectual-state Relationship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China: A Reapprais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50 (1): 155–167.
Noesselt, Nele. 2015. “Relegitimizing the Chinese Party-State: ‘Old’ 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Party Power.”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69 (1): 213-233.
Son, Bui Ngo. 2012.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Classical Found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 37: 61-98.
Qiang, Zha and Shen, Wenqin. 2018. “The Paradox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58 (3): 447-452.
Rexroth, Frank. 2023. Knowledge True and Useful: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Scholastic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Press.
Shusterman, Richard. 2009. “Pragmatist Aesthetics and Confucianism.”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43 (1):18-29.
Sulaiman, Kabuye Uthman. 2022. “Islamic Versus Western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l-hikmah 5 (4): 198-229.
Tan, Sor-hoon. 2011. “The Dao of Politics: Li (Rituals/Rites) and Laws as Pragmatic Tools of Governmen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1 (3): 468-491.
Tu, Weiming. 2005. “Intellectuals in a World Made of Knowledg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2): 219-226.
Tu, Thich Nhat. Ed. 2019. Buddhist Ethical Education. Hanoi: Hong Duc Publishing House.
Van Ruler, Han. 2024. “Sharing a Stage in the Arena of Agency: Freedom in Erasmus.” Erasmus Studies 44 (2): 150-184.
Wood, Alan T. 1995. Limits to Autocracy: 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to a Doctrine of Political Righ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ang, Xiaoping, 2012, “Social Democracy or Neoliberal Freedom?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Politics.” Critique 40 (4): 511-531;
Willis, Janice Dean. 1979.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ṅga’s Bodhisattvabhūm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Zeng, Jinghan. 2018. “The Debate on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Bridging the Wide Gulf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hip.” In Debating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Zhao, Suisheng. London: Routledge.
[1] 例如與會學者Mike J. Bosia 寫給大會的意見 “BDS and Israel on the Governing Council Agenda, A Letter from Executive Director,” February 22, 2025.
[2] 圓桌論壇的摘要中寫道： “This panel therefore also asks how the rising voices of the Global South presents challenges, ques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to international debates on such matters.”
[3] 論語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 論語顏淵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