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陳宗仕(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忠繼(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DOI: 10.30402/EAS.202512_56(2).0001
中國青年私營企業家與企業技術戰略*
壹、引言
2025年1月15日，DeepSeek正式上線，登上世界頭條，摩根士丹利2月發佈研報指出DeepSeek點燃市場，全球投資者重估中國科技股價值。德意志銀行也發佈研報認為2025年是中國超越其他國家的一年。英國雜誌The Economist 2月19日發表題為〈DeepSeek的背後，隱藏著一所輝煌的中國大學〉，將DeepSeek總部座落的浙江省杭州市稱為中國矽谷，並進一步討論了包括DeepSeek、Deep Robotics等在內的杭州六小龍與浙江大學的關係以及浙大成功的原因，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杭州擁有很好的地理位置，適宜私營企業發展，杭州前100家公司中，有82家是私營企業，這對於大城市來說，比例很高。[1] 實際上，私營企業的科技創新爆發是中國科技多年來蓄勢發展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技術創新取得了長足發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見下表一），自2010年起，中國內地的專利申請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並於2011年超過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一；世界銀行數據進一步顯示這種領先優勢仍在持續並且在拉大。在我國的技術創新中，其中私營經濟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截至2004年底，私營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42萬戶，占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的92%以上；私營企業在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中的占比更是高達95%左右；2024年中國大企業創新100強前10名中民企占7席。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佈的數據，2024年，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達104.5萬件，其中國內企業有效發明專利占比達73.7%。在國內發明專利授權量前十企業中，私營企業佔據7席。華為是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位居全球第一的企業、DeepSeek重塑全球AI發展格局、比亞迪成為全球銷量排名第一的新能源汽車廠商……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私營企業已處於行業前沿，並成為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近年來，中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鼓勵、支援私營經濟組織在推動科技創新、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積極發揮作用。
表一 中國、美國、日本2001-2020年專利申請總量（居民與非居民之和）比較
| 年份 | 中國 | 美國 | 日本 | 年份 | 中國 | 美國 | 日本 |
| 2000 | 51,906 | 295,895 | 436,865 | 2011 | 526,412 | 503,582 | 342,610 |
| 2001 | 63,450 | 326,471 | 439,175 | 2012 | 652,777 | 542,815 | 342,796 |
| 2002 | 80,232 | 334,445 | 421,044 | 2013 | 825,136 | 571,612 | 328,436 |
| 2003 | 105,317 | 342,441 | 413,093 | 2014 | 928,177 | 578,802 | 325,989 |
| 2004 | 130,384 | 356,943 | 423,081 | 2015 | 1,101,864 | 589,410 | 318,721 |
| 2005 | 173,327 | 390,733 | 427,078 | 2016 | 1,338,503 | 605,571 | 318,381 |
| 2006 | 210,501 | 425,966 | 408,674 | 2017 | 1,381,594 | 606,956 | 318,481 |
| 2007 | 245,161 | 456,154 | 396,291 | 2018 | 1,542,002 | 597,141 | 313,567 |
| 2008 | 289,838 | 456,321 | 391,002 | 2019 | 1,400,661 | 621,453 | 307,969 |
| 2009 | 314,604 | 456,106 | 348,596 | 2020 | 1,497,159 | 597,172 | 288,472 |
| 2010 | 391,177 | 490,226 | 344,598 | 2021 | 1,585,663 | 591,473 | 289,200 |
數據來源：World bank database.[2]
青年私營企業家作為企業家隊伍中最具活力的有生力量，其在企業科技創新工作中，發揮著至為關鍵的作用，因此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將嘗試識別相較於年長一代，青年私營企業家的企業技術戰略是否有更強的進取傾向，企業家的經濟風險感知如何影響兩者間關係，並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在不同地區青年私營企業家、經濟風險感知與企業技術戰略間的關係又是否存在差異。
貳、青年企業家與企業技術戰略
企業技術戰略是企業對未來技術發展所做出的方向性謀劃或決策，作為企業戰略的構成部分，其深受企業家個體特徵的影響。年齡是個體特徵最基礎的屬性之一，與之相伴隨的是個體在生物機能、人力資本、社會經歷、關係網絡乃至情感態度上的異質性，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業已廣泛證明企業家年齡與企業各類戰略或行為間存在複雜關聯（Barker III et al. 2002）。
就企業技術戰略而言，與年長企業家相比，青年企業家可能會更為進取。首先，青年企業家顯然有著更長的、可預期的職業活動時間，距離退休或退居二線的時間節點還很遠。一方面，青年企業家故而有著充足的職業提升空間，偏向於制定中長期的職業生涯規劃，更有意願和機會來精進個人能力並帶動企業成長，以追求更高的職業成就，贏得更卓著的市場地位。近些年，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正經歷巨大變革，本土青年企業家意欲超越前人成為商界的引領者，就必然要更加積極地謀劃企業的發展，更為迅速地更新產業技術和企業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現代產業科技的複雜性導致原創性技術的研發過程通常耗時較長，而將所開發出的技術進行商業化應用和市場推廣也需要一定時間。臨近退休的年長企業家從企業中長期技術發展戰略中收穫個體經濟利益的難度比較大，頗有可能發生前期投入尚未實現盈利，其面臨著將離開企業的情況（當然，家族企業的情況有所不同），所以年長企業家可能缺乏足夠的個人動力來推動企業中長期技術發展戰略的部署。青年企業家則不同，其有著充分的時間來等待「下注」技術發展的回報。
其次，青年企業家對於新興技術有著更高的接受度和習得可能。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包括技術技能在內的學習能力下降似乎難以避免，甚至國外有研究發現，年長個體對於自身開展新業務的技能感知都要比年輕人低得多。在我國情境中，時下階段的青年與年長企業家在新事物接受和學習能力上的差異可能更大，這是由國家體制變革及社會變遷的客觀進程所決定的。我國第一批私營企業家多出生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受制於國內教育供給制度的不完善和特殊政治事件的衝擊，不少第一批私營企業家都未能系統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多為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青年企業家所處的教育環境則要優良得多，根據全國私營企業調查，青年企業家平均受教育程度明顯更高，也有著更多的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加之，我國目前這一批青年企業家的成長恰好相伴著自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輪產業科技革命，其天然地熟悉相應技術的發展脈絡及底層思維，更有可能接受或採納在此基礎上更迭的第四輪產業科技革命的成果。也有實證研究證實，我國年輕一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工具上的使用強度要顯著高於年長一代。
再者，不少現有文獻還直接指出，青年企業家可能更富有開創性的企業家精神、更有可能採取變革性的商業行為，一方面，青年企業家更有可能從事創業活動，打造新的企業（Wickstrøm 2022）；另一方面，青年企業家管理企業時亦更傾向于增加企業研發投入。總之，上述三種路徑均顯示青年企業家理應有著比年長企業家更為進取的企業技術戰略。
參、經濟風險感知與企業技術戰略
外部經濟環境的狀況同樣是影響企業戰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當經濟風險、衰退乃至危機來臨時，企業家往往不得不對企業戰略做出適時調整以求順利度過普遍性的艱難時段。但正如吉登斯所言明的，由全球化和技術變遷所形塑的「風險社會」是一個由危險和機遇共同組成的神秘混合體，個體既可以被動經歷、規避風險，也可以主動探測、參與風險。對於外部經濟風險，不同企業家的感知程度和應對方案不同，圍繞著經濟風險如何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投入或戰略，學界有兩種相對立的觀點。
一種觀點以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經典論斷為代表。熊彼特認為，經濟衰退時期是「創造性破壞」湧現的時期，此時短期生產活動投資因市場需求減少所能帶來的收益有限，所以企業更傾向于集中投資能夠替代舊有技術的激進型技術創新，為未來積累競爭優勢以降低總體的機會成本（Schumpeter 1939）。後續大量研究利用不同經驗證據證明並充實了這一論斷，例如阿吉翁指出，政府一般常採取逆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如經濟低迷時增加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部分企業在經濟形勢較差時反而有著較為寬鬆的信貸約束，故在機會成本效應的作用下，這些企業能夠借入足夠的資金來增加研發投入（Aghion 2010）。而對經濟風險的感知同樣可能使得企業家更為看重中長期的發展戰略，最近國內很多關於企業家對經濟風險或不確定性感知的研究結果都支持了這一觀點。有研究發現高市場環境風險感知的企業家不會坐等「溫水煮青蛙」，會更傾向於挖掘未滿足的市場需求，增加企業的創新投入；無論是企業的漸進式創新還是突破性創新，企業家對環境不確定性的感知對其均有正向影響。還有研究同樣證明企業內部風險感知能夠強化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機會成本效應，使得企業增加為期更長的研究階段投資，尋求潛在的長期競爭優勢。
企業家的風險感知及其應對策略因其年齡不同也可能存在差異。青年企業家對於風險及冒險的態度往往更為積極，其更願意承擔風險，增加研發投入等事項的投資，而年長企業家則傾向于規避風險，採取保守且謹慎的投資策略。有研究進一步發現，企業高管年齡與經濟政策不確定間存在交互作用，企業高管越年輕，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所誘發的企業研發投入增加幅度更大。
不過，另外一批學者則認為外部經濟風險對於企業技術創新的投入或戰略具有負面影響。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觀點的另一面闡明了這種關係的部分因果機制，即熊彼特的觀點假設了企業總能夠借入足夠資金用以創新投資，但現實有時並非如此，當經濟低迷期部分企業仍遭受著嚴格的信貸約束與財務限制時，其便不得不減少分配給技術研發投入等長期投資的資本比例，故企業的研發投入占比也會呈現出順經濟週期的現象（Aghion 2012）。一種更符合大眾認知的替代解釋是，企業會靈活地調整研發及創新的時機，避開經濟衰退期，使之儘量與經濟繁榮的時段相符合，此時較高的需求使得企業更有可能從研發及創新中獲得更多回報。企業家的風險感知也可能有著相似的影響路徑，國內有研究便顯示，感知到外部不確定性的企業家會傾向于減少產品升級投資，原因在於外部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家風險承擔意願降低、採取更多避險行為，投資期限較長、資產可逆性極差的產品升級投資便被削減。而對於青年企業家來說，同樣有可能在察覺到經濟風險後做出保守性的技術戰略，謹慎地等待更良好的技術發展時機。
肆、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文基於2018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的資料，分析了青年企業家對企業技術戰略的影響機制。該數據系中國內地持續時間最長的大型全國性私營企業抽樣調查項目第13次調查所搜集的私營企業數據。此次調查於2018年進行，調查對象根據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信息中心所提供的全國內地私營企業名錄作為抽樣框，經隨機抽樣得來，統計代表性良好。完成數據清理後，最終保留有效樣本1655個。本文自變量為私營企業家是否為青年企業家，即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青年」的年齡界定，將45周歲及以下的企業家視作為青年企業家。因變量為企業的技術戰略，結合中國私營企業調查中的問題設置，本文重點聚焦技術定位與技術來源，並以企業家的主觀規劃或判斷作為測量依據。調節變量為企業家的經濟風險感知，本文採用熵值法對問卷中5個經濟風險感知的變量進行綜合。控制變量包括企業主的性別、教育程度、政治聯繫、企業年限、規模、研發投入占比、營收淨利潤率等。
通過統計分析，主要結論如下：首先，相較于年長私營企業家，無論是企業技術定位戰略還是企業技術來源戰略，青年私營企業家都要更為進取，更加強調以引領/自主研發為主；其次，經濟風險感知會放大青年私營企業家技術戰略的進取傾向，青年私營企業家經濟風險感知程度越高，其技術定位/技術來源戰略的進取傾向越強；最後，對企業定位戰略而言，經濟風險感知的調節效應存在一定激發閾值，僅當青年私營企業家的經濟風險感知高於此閾值時，經濟風險感知才會放大青年私營企業家的進取傾向。此外，上述結論還存在區域異質性：在東部地區，青年私營企業家的技術戰略比年長一代更為進取，但經濟風險感知並不會放大其進取傾向，在中西部地區，青年私營企業家則僅會在經濟風險感知的刺激下呈現出更為進取的技術戰略傾向。
對於為何僅在東部地區，青年私營企業家的技術戰略更為進取，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經濟更為發達、市場競爭更為激烈，為贏得競爭，前述所提到的青年企業家所具備的潛在特質（長期的職業生涯規劃更為積極、技術習得和更新更為迅速、企業家精神更強）會被充分利用和突顯；而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經濟相對落後、市場競爭相對緩和，青年私營企業家的潛在特質並沒有被充分激發出來。對於為何僅在中西部地區，經濟風險感知能夠對青年企業家在技術戰略上的進取傾向形成刺激，原因則可能在於，在東部地區的青年私營企業家長期身處經濟形勢變化更為迅猛的環境中，其對感知到一定的經濟風險已經「習以為常」，故經濟風險感知不會進一步放大其進取傾向，有研究也顯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東部地區社會焦慮水平的影響要顯著弱於中西部地區；而在中西部地區，情況則相反，青年私營企業家在感知到經濟風險後會出現良性「應激」，在熊彼特所言的機會成本效應的作用下，導致其技術戰略變得更為進取。
參考文獻
Aghion, P., George-Marios Angeletos and Abhijit Banerjee, et al. 2010. “Volatility and growth: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invest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7(3): 246-265.
Aghion, P., Nicolas Berman and Philippe Askenazy, et al. 2012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cyclicality of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5):1001-1024.
Barker, III V. L., and George C. Mueller. 2002.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R&D spending.” Management science 48(6):782-801.
Schumpter, J A. 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Wickstrøm, K. A., Kim Klyver and Maryam Cheraghi-Madsen. 2002. “Age effect on entry to entrepreneurship: Embedded in life expectanc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8(1): 57-76.
[1] The Economist. 2025. “Behind DeepSeek lies a dazzling Chinese university.”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5/02/19/behind-deepseek-lies-a-dazzling-chinese-university. (Accessed on December 3, 2025).
[2]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ccessed on October 21, 2025).
* 本研究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