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王歐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DOI: 10.30402/EAS.202512_56(2).0005 壹、偶遇邊緣 作為一個努力通過田野調查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的青年社會學者，調查過程中的偶然發現，常常成為確定研究議題、突破文獻成見和進行學術創新的關鍵。 2013年我在工作兩年後有幸念社會學博士學位，正趕上新生代農民工[1] 與「世界工廠」激烈碰撞後在學界引發的研究熱潮。研究者們帶上代際比較視野，提出這樣一些問題：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發生了哪些顯著的代際變遷？他們為何不再能吃苦耐勞，以至於接連發生「富士康連環跳」事件？他們與城市社會的關係發生了何種變化，為何會出現普遍強烈的融入城市的取向？他們是否正在形成新的聯結紐帶，才會有南海本田罷工、鄭州富士康騷亂等一系列由青年工人主導的抗爭事件？這些變化，是否正衝擊著依賴廉價農民工勞動獲取「經濟奇跡」的「中國模式」？[2] ……。 2014年和2015年的兩個夏天，我帶著這這些知識視野，來到一個中國經濟的引擎之地——江蘇昆山進行田野調查。我通過清華的校友資源幫忙尋找調查點和訪談對象，然後進行滾雪球擴展。一位校友幫我聯繫了該市的高新區和出口加工區的工業園管委會，我得以進入工廠和宿舍，找到大量的產線工人；另一位校友幫我打通了婦聯系統，我沿著群團組織的行政層級來到早已拆遷重建、主要由農民工居住的各類城中村，在農民工的出租房進行訪談；還有一位校友幫忙聯繫了一個公益律師機構，我很便利地接觸到該機構直接和間接服務的數十位權利受損的工人。當我發現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非常關鍵時，又是一位校友幫我聯繫了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我對該校的老師、學生和家長進行訪談。此外，調查期間我自己也租住在農民工聚集的城中村，多了許多與該群體日常接觸的機會。 這些調查讓我看到，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確發生了很多變化——他們的工作流動性更強、花更多的錢在城市消費、與父母的代際關係更遠、在婚戀等方面更具個體性和獨立性。然而，我也發現這代工人的生命歷程有一個根本性轉折：家庭化轉型（即結婚成家和生養子女）之後，他們開始為子女而自我犧牲、努力勞作和節儉消費，其中的絕大多數仍要依賴內地老家提供締結婚姻所需的住房、子女撫育和教育所需的公共服務。[3]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這些情況，我決定跟著新生代農民工回到他們老家，實地觀察他們如何在老家完成家庭再生產，如何重建與鄉土社會的關係。 正是在廣西一個偏遠的農民工老家村莊，我偶遇了一個不在場的邊緣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年齡已超過30歲、卻基本上永遠難以結婚成家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2016年暑假，我在該村訪談留守兒童的實際照顧者留守老人時，一個留守老人情緒激動地對我講起，他有一個兒子至今未婚，30大幾了還漂在外面，平時也不打電話，過年時也不回老家……我隨後了解到，那個僅有38戶的小自然村，竟有近二十個30歲以上、難以結婚成家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這種狀況在該村所在的附近村莊基本類似，一些偏遠鄉鎮的村莊更加嚴重，有的家庭幾個兒子無一例外都是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 貳、城鄉追蹤 當地人把我偶遇到的這個邊緣群體稱為新時代的「光棍漢」。因為在他們看來，如今老婆難討，一個打工的青年到了27-8歲還沒討到老婆已經非常危險，超過30歲還討不到就基本沒有希望，而30大幾以後就「判了死刑」。我查了統計數據才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西部省份特別是農村地區已出現極為嚴重的性別比失衡。一些人口學家估計，自2010年以來，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30歲以上的新生代「剩餘男性」每年將以100多萬的數量增加，2028年將達到數千萬的規模。[4] 顯然，在婚姻梯度選擇等力量的影響下，這些新生代「剩餘男性」將會堆積在社會底層，其主要構成部分就是我偶遇到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 如果說人口學已從數量層面估計了新生代「剩餘男性」的規模、分析了其受到的婚姻擠壓甚至考察了其對生育率等人口再生產現象的影響，[5] 那麼社會學則幾乎全然忽視了對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了解和分析。[6] 這種近乎系統性地忽視源於理論的盲點，更來自調查的困難。一方面，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視野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社會學的工廠和城市本位，學者們關心代際變遷引發的勞動控制、城市融入等問題，鮮少注意大齡單身身份可能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現有的問卷調查、工廠民族志、社區研究等調查方法，也難以將該群體納入研究範圍。事實上，該群體不僅在工作上高度流動，在居所上也高度流動，甚至在多個領域脫嵌於社會制度。[7] 這給通過傳統調查方法深入了解該群體的真實處境提出了挑戰。 如何了解該群體的實際處境，如何從該群體出發洞察與之相關的社會結構轉型？我採用城鄉多點追蹤調查法，[8] 努力在與該群體有所關聯的地點，通過與其本人以及與其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人物，多方面地收集田野資料。 首先，我在偶遇不在場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農民工老家村莊收集與之相關的資料。2016年夏天，我在廣西多個偏遠農民工老家村莊，訪談村中了解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情況的相關人員，通過與他們的留守父母、留村的親屬和熟悉情況的鄰居等進行交流，盡可能收集有關信息。這些訪談能夠較準確地掌握該群體早年在村生活、在老家接受教育等社會化經歷的信息，以及他們外出務工後與家人、親屬和村莊的關係情況，卻很難知曉他們在外務工的情況。在農民工老家村莊，我還通過實地觀察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宅基地、房屋、承包地等場景，進一步了解該群體與村莊社會的關聯。 接下來，我嘗試利用電話、網絡等技術工具與在外務工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聯繫，卻遭遇了巨大困難。許多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長期不與父母、親屬聯繫，常年不返鄉過年，而且頻繁地更換手機、微信等聯繫方式，因而很難與之取得線上聯繫。即便留下的聯繫方式可以接通，線上的訪談也困難重重，對方經常不願意跟一個遠方的陌生人長聊，特別是不願意過多地涉及個人親密關係、存款消費等私密信息。 之後我採取了追蹤到他們打工的地點直接訪談和參與觀察的方法。我在廣西農民工老家村莊相關人員的幫助下，前往三個可能找到該村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打工地點收集資料。第一個是北海的建築工地，在那裡我見到了一位在村中就已間接了解相關信息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通過訪談他本人和與之相關的包工頭、帶班組長和工友收集資料。這位1982年出生的單身男工並不固定地跟一位包工頭，也不固定地專門做建築工，他在工程轉換期間其他工人返鄉時換工作甚至換打工地點，他因此是一個在全國各地流動的人。第二個地點是深圳沙井農民工聚集的城中村，我通過一位臨時返鄉給小孩上戶口的技術工人找到了他的表哥——一位彼時30大幾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在征得他和工友的同意下，我搬進了他們合租的只有幾平米的出租房，在地上打一個地鋪睡覺。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裡，我盡可能地跟著這位單身男工一起行動：跟著他上班、換工作、找工作，也跟著他出入打工地社會底層的各種消費場所，還跟著他見各種他的朋友。第三個地點是蘇州郊區某在建商品房小區，我跟著廣西農村認識的一位安裝電梯的農民工，去找他1984年的大齡單身弟弟。他的弟弟主要在蘇州、上海、嘉興等城市流動，幹各種各樣的工作，有時會在沒活幹時找他借錢，或者到他所在的工地上做點零工。但我去的那次沒有在商品房小區工地碰到他，而僅僅是在他大哥組織的一次聚餐上見到他，並且他不願意我跟著他了解他的經歷。 最後，為了以村莊為單位更深入地了解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城鄉處境，我在2018年春節期間再次來到之前調研過的廣西某偏遠農民工老家村莊，希望能夠在村裡遇到一些返鄉的大齡單身農民工。我的確等到了多位，盡可能地對他們做單獨的訪談，然後跟著他們，觀察他們參與各種活動的情況。這次調查讓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採用生活史方法對於這個群體的訪談資料收集不那麼適切，因為他們通常更換很多工作和很多居所，而且沒有像結婚成家、孩子出生、小孩上學等家庭史事件標記生命的轉折點，因而經常夾雜著記憶的模糊和錯亂。但是參與觀察卻是了解該群體與原生家庭和村莊關係的較好方法，我看到他們與父母基本無話可談，在酒席上位置很低，卻喜歡在牌場上熬夜，返鄉也不總在村莊，而是喜歡到縣城「瀟灑」，並且很快就離鄉打工。 參、多點拼接 上述在農民工老家村莊與打工地點之間的城鄉多點追蹤所收集的資料，成為我理解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群體特征和城鄉處境的基礎。然而，這些資料卻有很大的局限：我沒辦法用問卷數據描述該群體的經濟社會特點，因為我不知道總體也無法抽樣，同樣也找不到足夠的樣本完成問卷調查；我可以比較準確地了解該群體的原生家庭結構、早年社會化經歷，卻無法清晰地知曉其工作和居住軌跡，因為他們總是在換工作和居所；我也可以比較深入地了解該群體與原生家庭、鄉村社會的關係，但對他們與城市社會、亞文化群體的關係卻知之不多；我還能大體了解他們的浪漫關係史和解決性苦悶的方式，卻不容易深入他們的情感與精神世界之中…… 面對這樣有嚴重缺陷的經驗資料，個人調研條件和能力又限制了更深入地調研的情況，該如何描述和分析該群體的經濟社會特點和城鄉結構處境呢？我選擇的方法是進行多點拼接——以生命史為時間軸線，在不同的生命歷程階段，通過該群體與城市和農村、工作與生活、線下與線上地點之間的關聯，大體拼接出群體特征和城鄉處境的圖景。 這個拼圖的第一個景象就是代際巨變、群體分層和人際斷裂。與老一代農民工為了老家村莊的家艱苦勞作和自我犧牲相比，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且極度缺乏吃苦耐勞品質。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內部，大齡單身男工因難以結婚成家且不能積累財富而成為社會評價的底層，在老家農村處在邊緣位置。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不僅基本斷開了與父母、親屬的聯繫，該群體彼此之間也難以建立緊密的社會聯繫，表現出極度的個體化和流動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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