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李連江（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DOI: 10.30402/EAS.202606_57(1).0002
壹、小引
半個世紀，五十年，見證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有變，也有不變，不變的是一位美國的中國學學者，他以中國為目的的普世關懷不變，以理解中國為目的的理論探索不變，幫助學生理解中國的為師之道不變。這位學者是歐博文（Kevin O’Brien），加州柏克萊大學亞洲研究講座教授，政治學講座講授，曾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和東亞研究所所長，今年夏天榮休。
貳、純粹的中國學學者
中國學是中國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的學問。純粹的中國學學者，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也以中國為研究目的。他們散居地球村的各個角落，活躍在不同國家，但他們既不代表自己的政府，也不代表自己的民族。他們研究中國，因為中國是人類國家之林中有鮮明特色的一員，中華民族是人類民族之林中有鮮明特色的一員，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之林有鮮明特色的一員。他們研究中國的興趣發自超越功利的好奇心與同理心。他們看中國，首先看到一個國家，其次看到一個有特色的中國；看中國人，首先看到人，其次看到一個有特色的中華民族；看中華文明，首先看到一個文明，其次看到一個延續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這些學者，無論在哪裏謀生存求發展，都不是學術主流，也不是社會主流，更不是政治主流。中國弱，他們陪中國受恃強凌弱的人對中國的輕視。中國由弱變強，他們陪中國受猜忌中國的人猜忌。但是，無論是受懷疑還是被猜忌，都不影響他們研究中國的興趣，他們追求的是理解的愉悅和共情的欣喜。
歐博文教授是純粹的中國學學者。他不是「中國通」，沒有政治抱負，也沒有政治執念。對錯綜複雜變幻莫測的現實政治，他既不刻意遠離，也不著意捲入。他也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從來不覺得中國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更不認為中國對任何國家構成問題。有些中國學學者有意無意地認為中國是個「問題」（problem）。歐博文教授在課堂上和與學生的溝通中都明確反對這種預設，強調中國是個「課題」（question），提醒學生：要像觀察自己的國家一樣觀察中國，像理解自己的國人一樣理解中國人，這樣才能避免有意無意中戴上扭曲事實的有色眼鏡而不自知。有些學者有意無意中認為中國應該變成他們理想的樣子，歐博文教授在課堂上和與學生的溝通中都明確反對這種偏見，提醒學生提防這類以自我為中心的目的論導向。
參、嚴謹的政治學家
歐博文教授是嚴謹的政治學家，謹守學科本位，從政治學角度理解中國。解釋比描述難，理解比解釋難。理解必須事實求是。胡塞爾說，為了走向事實，要擱置不合適的概念，一層層摘掉意識中的有色眼鏡。理解必須心存善意。加達默爾說，理解是視野的融合，實現視野融合的唯一路徑是真誠對話，真誠對話的前提是真心承認對方可能在理。歐博文教授研究中國政治，目的是理解中國政治，堅持用合適的概念概括中國的政治現象。合適是內在的合適，不是外在的合適。有些學者把依據歐美國家政治現象發展出來的概念像外衣一樣套在中國政治現象身上，自己看著合適，不關心被套上外衣的主體是否覺得合適。內在的合適是由內及外的合適，是量體裁衣的合適。
歐博文教授使用概念追求內在的合適。他研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套用三權分立思想體系下的立法機構概念，也不套用代表選民與代表政府的二分法，更不先驗地假定中國政治的發展路徑會複製歐美國家的政治演變軌跡。分析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識和參政議政行動，他發現人大代表力行的不是外在的「請願」（petition），而用內在的「諫議」（remonstration）。分析人大機構與黨政系統的關係，他發現人大的領導看重的不是外在的「監督」（supervision）（分庭抗禮），而是內在的「融合」（embeddedness）（和衷共濟）。他研究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看到的不是外在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而用內在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最近幾年，他致力於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中國政治，分析容易被貼標籤的政治行為，跳出要麼服從要麼對抗的兩分法，掂出「容納權力」（accommodating power）的概念。
歐博文教授對中國學和政治學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新概念「rightful resistance」（「依法抗爭」或「維權抗爭」）。概念創新的前提是把中國政治與其他國家的政治一視同仁。概念創新的起點是實事求是地觀察和分析中國出現的現象，進而確認政治學理論中的概念不足以概括這現象，最後提煉出準確描述這現象的概念。用黑格爾的術語說，概念創新包含三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觀察分析獨一無二的事件，拋掉非本質的特質，認清具體清晰的個體（individuals）。第二個過程是歸納固定語境下個體之間的共性，提煉出結構精密的殊相（particulars）。第三個過程是比較不同語境下的殊相，昇華出普遍概念，也就是共相或一般（universals）。我有幸參與了這個概念的創新過程，清晰記得歐博文教授在三個過程中的關鍵貢獻。
歐博文教授的第一個貢獻是敏銳地注意到與眾不同的個體，在中國人的司空見慣中發現了與眾不同。1994年，在一個座談會上，村幹部訴苦，說村幹部不好當，最怕遇到「釘子戶」。陪同調研的一位政府官員表示同情，講了「釘子戶」的故事。平平淡淡的座談會，因為議論到「釘子戶」，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一位研究人員指出，農村有兩種「釘子戶」，一種通情達理，另一種蠻不講理。他還講了個故事：一個村裏有個果園，承包給一個農民。合同快滿了，承包的農民聽說村幹部要轉包，就把村幹部約到果園談判。沒說幾句話就敞開了上衣，露出別在腰帶上的斧頭。這是蠻不講理的「釘子戶」。但是也有通情達理的「釘子戶」，他們研究中央的政策，要求村幹部遵守中央的政策。村幹部做不到，就把這些農民叫做「釘子戶」。座談會活躍了，原來不說話的人開始插言，歐博文教授反而不說話了，奮筆疾書做筆記。回到招待所，他說「釘子戶」現象值得深入研究。
歐博文教授的第二個關鍵貢獻是準確命名殊相。做完調研，我按照歐博文教授的指點，集中分析「釘子戶」現象。我一邊看收集到的文字資料，一邊消化我耳聞目睹的事。有一天，我在民政部兩位官員寫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殊相的行為特徵和心理特徵：「你們不聽中央的，我們就不聽你們的。」意思是：「我們聽中央的，只聽中央的，你們的土政策不符合中央政策，我們就不聽你們的。」這是通情達理的「釘子戶」的政治參與意識，也是他們的政治參與行動。歐博文教授把這種現象命名為「以政策為依據的抗爭」（policy-based resistance）。
歐博文教授的第三個關鍵貢獻是提煉「共相」，把在中國觀察到的殊相與在其他國家觀察到的類似現象進行比較，從而把有中國特色的「policy-based resistance」提高到普遍存在的「rightful resistance」。這關鍵的一步最難走。歐博文教授每篇文章都反覆修改，定稿的編號普遍超過30。但是，他1999年發表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的「Rightful Resistance」，定稿的編號超過了100。
歐博文教授的治學之道可以歸納為十二字：實事求是，中外貫通，文以載道。學問的根本在於實事求是。只要有機會，他就做實地調研，不辭旅途勞頓。不能做實地調研，他就精讀紀實的文字材料，透過文字表象重構現實。學問的通達來自中外貫通。從局外觀察中國，是一條無終點的學術道路，足以創造成功的學術生涯。在局內揣摩中國，也是一場無止境的學術探索，也足以做出輝煌的學術貢獻。不過，這兩條道路，表面無限，深層有限，是黑格爾說的「壞無限」。「好無限」是中外貫通，是雙向循環交替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從局外到局內，再從局內到局外，以一個消極的無限超越另一個消極的無限，一步步趨近真正的理解。學問的落實在於以文載道。沒有精密微妙的文字載體，概念只是不可分享因而不可長存的靈思妙想。歐博文教授有自己的語言風格，但他追求的不是文字的華麗，而是概念的精准微妙。維特根斯坦說，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對人類如此，對個人更如此，突破自己語言的界限，突破學術同行的語言界限，就發現了新世界。
肆、學生的良師益友
歐博文教授是美國人，身體力行的卻是中國的為師之道。他帶學生，既身教，也言傳。身教是無聲的榜樣。讀中文文獻資料，他不僅精讀，而且翻譯，把重要段落逐字逐句譯成英文。功夫下得深，他不僅能讀出字裏行間的意思，還能讀通拐彎抹角的曲筆。他抓住一切機會做實地調研，到負火爐盛名的城市拜見人大代表，到南方農村觀察選舉，到北方農村與基層幹部和村民座談。他每個工作日都做足功課，每年都有論文發表，每篇文章都改到盡善盡美。
言傳是傳燈，點燃學生的潛能，激活學生的慧根。關於學術研究與新聞報導，歐博文教授說：優秀的記者能把事情講到百分之八十五，優秀的學者必須把事情講到百分之百，講透後百分之十五要付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時間和精力。關於論文的結構，他說：好文章的特點是，正確的詞出現在正確的句子中, 正確的句子出現在正確的段落裏, 正確的段落由正確的邏輯鏈接。關於修改論文，他說：修改論文要改到自覺無力，改到懷疑自己的才能，改到一看就反胃的生理反應。關於學術聲譽，他說：人家不會記住你最好的五篇文章，但會記住你最差的五篇文章。
歐博文教授嚴格要求學生，更嚴格要求自己。他律己到十分，只要求學生做到七分。饒是如此，學生也難免感到不可承受之重。然而，回頭看，正是當年難以承受的重擔創造了今天最寶貴的記憶。 歐博文教授指導博士生的獨門功夫是與學生同行，走完一篇論文從無到有的全程。他與學生合作的論文，每一篇他都是第二作者，但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遠遠過半。攻讀博士學位是從學生轉變為學者，是高難度高風險的蛻變，沒親身經歷過的人很難理解，沒指導過博士生的人很難想像與學生同行完成蛻變的挑戰。在柏克萊，歐博文教授與學生邊行山邊討論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有時從下午談到暮色蒼茫，從傍晚談到夜深。對談是思想靈石的碰撞，師生同心協力，在故事中提煉見解，把見解上升為概念。
歐博文教授的過人之處是樂於與學生分享成果，不計較貢獻大小。我1993年與歐博文老師聯名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他是第一作者，但他寫了論文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對學生的扶持慷慨到讓一些同事感到不可思議。有位同事跟他說，學生做的研究助理份內的事，在論文鳴謝部分提一句足矣。但歐博文教授不這麼想，堅持署上學生的名字。
除了名下的學生，歐博文教授還有很多事實上的學生。他對所有年輕學者都像對待自己的學生，開誠佈公地討論學術問題，毫無保留地分享他的見解，毫不在意聽者是否會不著痕跡地借用他的真知灼見。歐博文教授是天使型審稿人，無論稿件多不成熟，他都站在作者的立場，想方設法，詳細指出切實可行的修改路徑。有一次，他跟我說，他評審了一篇論文，寫了詳細的建議，一年後，發現作者認真聽從了建議，論文發表了。講這件事，他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不亞於他自己發表了新論文。
伍、結語
每個人都是一面鏡子，我們在他人身上看見自己，他人在我們身上看到他人。人與人的關係並非一一對應。但是，待人友好，才可能收穫友情；待人誠懇，才能贏得信任。今年3月20日，歐博文教授的學生從澳洲、歐洲、亞洲和美國各地齊聚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辦慶祝導師榮休的工作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學者的特點是爭鳴，但也有難得的共識，那就是中國研究領域有個柏克萊學派（The Berkeley School of China Studies）。提出這個說法的是組織這次聚會的司徒蕾（Rachel Stern）教授。名重要，實重要，實至名歸更重要，名實動態相符，是學者的理想境界。
世上有很多可喜的事，也有很多可怕的事。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最可怕的不是有根有據的批評，而是無根無據的敵意；不是偏見，而是無知；不是不理解，而是沒有理解的意願。敵意與無知是一體兩面，善意與理解是一體兩面。歐博文老師的職業生涯暫告一段落，但他在學生心中播下了善意與理解的種子。薪火相傳，他的學生會承傳老師的善意和理解，播撒老師的善意與理解。
歐博文教授說，退休後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到各地看看，特別是到念茲在茲的中國。我相信兩岸中國人都歡迎他來走走看看。「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是人生宿命，古今中外，平民百姓，帝王將相，概莫能免。正因如此，覺悟的人格外珍惜真誠的對話，善意的理解。對中國人來說，歐博文教授是善意與理解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