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肖索未（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 教授）
DOI: 10.30402/EAS.202606_57(1).0005
壹、家政門店的田野觀察
2022年8月的一個週六傍晚，胡阿姨跟著一位陝西阿姨和一位山西阿姨在家政門店宿舍的廚房裡包包子。胡阿姨是四川人，五十歲，從事家政工作已有十多年，目前主要承接住家家務單。她炒菜好吃，但不擅長做麵點。這次因為腳傷下戶，回門店休息，資深經紀人羅老師特意安排了兩位擅長麵點的阿姨在店裡做包子，好讓胡阿姨跟著學，增長技藝。
這家門店是萬家歡家政公司在北京的三十幾家門店之一，位於一棟居民樓的高層。這是一套100平米的兩室一廳，客廳被佈置成日常辦公區和會客區，房間則用作住宿休息區。其中一間是經紀人宿舍，擺放著兩張上下鋪，另一間是家政阿姨的宿舍，地面鋪著防潮墊打地鋪。
客廳裡，經紀人李老師放下手機，高興地宣佈：「這個月開張了！終於把喬阿姨給『嫁』出去了！」她收到了客戶發回的三方服務協定和16,000元的轉帳，預定育兒嫂喬阿姨明天上戶。其中8,000元是喬阿姨的月傭金，另外8,000元是公司的年度服務傭金。萬家歡家政公司對育兒嫂實行四級等級評定，一級工資為5,500-6,500元，二級6,500-7,500元，三級7,500-9,000元，四級9,000-11,000元。評級主要依據證書和經驗。喬阿姨四十出頭，甘肅人，持有中級育嬰員證，此前在北京幹過一年，在老家做過幾年，萬家歡公司對她的定級為二級。但李老師對她印象不錯，而這筆8,000元的客戶單一時沒有找到合適人選，就決定將她推了上去。面試前，李老師教她如何在面試中作自我介紹，如何把工作經驗「包裝」得更豐富一些，如何應對客戶提問以顯得「很專業」，如何收拾自己，讓人覺得「萬家歡的阿姨素質就是高」、「不像個農村人」。面試後，李老師又向客戶美言了一番，終於簽單成功。她給了喬阿姨一份公司擬定的「入戶須知」，其中包含萬家歡公司的會訓，第一條便是：「雇主永遠是雇主，不要忘記自己是外人，不要忘記自己是阿姨。」又一再叮囑她，「千萬別說漏嘴了（定級）……上戶後有事要第一時間聯繫我們，找娘家。」
包子蒸上了，胡阿姨又炒了幾個菜。她上一個客戶吃素，導致她常常吃不飽，週末回門店都要大吃一頓。資深經紀人羅老師親切地招呼阿姨們和經紀人一起過來吃：「正好回來娘家補補身子。」店長張老師說她不吃了，要處理一個客戶的投訴。十來個人圍坐在餐桌前，吃著包子，稱讚兩位阿姨手藝好，麵發得好，還討論起備餡兒的訣竅。吃完飯，沒做飯的三位阿姨收拾碗筷，羅老師在一旁看著，指了指桌上一處老油垢，示意可以用小蘇打擦拭。其他阿姨也趕緊把客廳收拾了一遍。
收拾完畢，大家回到房間，在防潮墊上席地而坐。一位阿姨在角落裡給家人打視頻電話，其他人三三兩兩圍坐閒聊。一位阿姨為幽門螺旋桿菌超標過不了體檢而苦惱，另一位阿姨拿手機給她看之前買過的藥；還有一位阿姨煩惱女兒跟自己不親，想辭工回家陪孩子，經紀人袁老師寬慰她，說青春期的孩子都這樣，「再長大點就懂事了，知道心疼媽了。」
一位年輕的阿姨剛從客戶家回來，一邊啃著玉米一邊吐槽起客戶：「洗完手不擦乾，到處甩水」、「出門吃飯從來不帶我，為了不帶我，連孩子都不帶，讓我隨便給他們弄點吃的。」她爽朗的東北口音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大家七嘴八舌地評論著，又說起服務過的客戶家的各種奇葩事：富二代要求阿姨對他的「指示」只能回答「好」、「可以」、「沒問題」；阿姨怕浪費自己吃了剩飯，被老人罵「偷吃」……阿姨們說著罵著笑著，十分熱鬧。李老師一邊附和，一邊提醒著：「不要光想著這些委屈，世界上沒有一份工作不委屈。」邊上的阿姨插嘴說：「咱女的嫁到別人家做媳婦也得受委屈。」也有阿姨說起與用戶相處得好，家裡人對她很滿意。李老師一邊誇獎她情商高，一邊提醒著：「別聽雇主在你們面前都說好，你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跟我們說的，不然怎麼有阿姨莫名其妙就下戶了？……永遠不要以為跟雇主是一家人，我們才是一家人。」
張老師還在客廳裡忙碌著。年近六十的她，一頭短髮，表情嚴肅，舉止幹練。她從湖北老家來北京從事家政行業已有十二年，在萬家歡公司做門店店長也有五年，平時就住在店裡。她自詡為店裡的「大家長」，管阿姨們叫「孩子們」——儘管阿姨們大多已年過四十。張老師對阿姨們很嚴厲，甚至把一些阿姨「請」出過門店。她的理由是，有的抽煙，有的著裝不雅，有的晚上偷著出去喝酒。「門店必須要有門店的規矩」，張老師堅決地表示，「不然對阿姨、對門店、對公司形象都不好！」她把住宿規定貼在阿姨們的宿舍牆上：9點後不能外出、10點熄燈；不能喝酒、不能抽煙；不能交流「偷奸耍滑」的伎倆；平時要做飯收拾、打掃衛生等。她和其他經紀人認真觀察住店阿姨的衛生習慣、個人品行、勞動技能和態度等，相互交流，甚至寫入公司資料庫。來客戶單時，規矩、勤快、不惹事、能吃苦的阿姨會被優先推薦；而挑剔、脾氣大的，則會面臨較長的待工期。
不少阿姨怕張老師，但胡阿姨記著張老師的好。胡阿姨個頭瘦小，臉上有斑。曾有客戶嘲笑她：「長得醜，還想掙高工資」，氣得她想大罵。張老師寬慰她：「這種人說的話你氣什麼，做事踏實就好了。」一次，胡阿姨遇到一位難搞的北京老太太，對她百般挑剔，幹了一個月要辭退她，約定的工資只肯付一半。張老師特意去客戶家，抓住老太太「好面子」的心理，幫她討回了工資。這些年，胡阿姨幹家政給兒子結了婚，湊了婚房的首付，現在每個月還要替他還2,100元的房貸，以及支付老公每季度4,000塊的藥費。對她來說，張老師的門店就是她在北京的「娘家」。每週休息一天她都會回門店，跟姐妹們一起切磋廚藝，聊聊家常，互相打趣，聽聽經紀人講與客戶的相處之道，「回完血」再回去上班。這次在門店已休息了好幾天，她不免著急，盼著趕緊養好傷，儘快上戶。但過了五十歲，上戶越來越難。經紀人建議她去報公司的收納課，考出收納師證，「現在很吃香」。她心動，又不捨得幾千塊的學費，實在不行只能去接「養老」單了。
萬家歡公司是北京工商登記的4,000多家家政企業中的頭部企業之一，擁有十多年的發展歷史，在全國擁有近百家線下門店，登記在冊的客戶和家政工均達20多萬的規模。自2018年歲末起，我的三名研究助理（社會學碩士生）以實習生身份進入萬家歡家政公司。她們分別在總部的銷售、人力和市場部門進行了為期2至5個月的參與觀察。隨後，一名研究助理到門店做了4個月的實習經紀人，參與家政工的招募與派單、客戶關係維護等工作；另一名進入另一家門店擔任店長助理，負責家政工的日常培訓與情緒安撫；第三名在總部實習結束後，於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到第三家門店調研，在宿舍等非正式空間與家政女工進行訪談。我則不定期走訪萬家歡公司總部，與管理層座談，應邀為其中層經紀人做講座，觀摩雇主見面會、年會、三八婦女節活動等大型公司活動。我們每週匯總筆記、見面討論。我的同事和合作者薩支紅教授則通過受訪者驅動抽樣（RDS）方式，在2019年8至10月開展了對在京家政工從業狀況的問卷調查（有效問卷910份），從而對在京家政工群體有了更全面的瞭解。
2022年8月，我在萬家歡家政公司一家門店裡待了兩周，幫等待派單或週末回來休息的阿姨們擇菜、洗碗，聽她們吐槽閒聊，送她們上下戶，陪她們做核酸檢測，在不開空調的宿舍並排躺在防潮墊上等待入眠。這些都讓我對學生們的田野筆記有了更強的共鳴，對經理們的陳述有了不同角度的解讀，對問卷調查裡的數位有了更直觀的認識。進而，也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服務於私人家庭、以非正規就業的女性為勞動主體的家政行業。
貳、家政服務市場中的「管理型仲介」
幾年中，我們走訪調研了近十家大中型北京家政公司。在這些公司裡，萬家歡公司門店的場景並不罕見。仲介制是市場改革後中國家政公司的主要經營形式。近二十年來，一批規模較大、設立連鎖門店並實行統一管理制度的大型家政企業逐漸興起，成為當下中國家政服務市場的主導力量。為區別於傳統家政仲介「小亂散」、「一錘子買賣」的形象，這些家政公司以更專業規範的服務為賣點，承諾為客戶提供安全可靠、訓練有素的家政服務員，同時也通過後續服務來維繫與客戶之間的服務關係。它們設計了一套「會員制」做法：家政用戶、家政工和家政公司簽署三方服務協定，用戶與家政工自動成為公司的會員，向公司繳納會員服務費。服務期滿如繼續使用，則需續約。
家政工和用戶雖都被稱為「會員」，性質卻很不相同。對於用戶，家政公司將其定位為「消費者」，提供「代理管理」服務，既包括傳統仲介的人員招募匹配，又加入了服務品質把控，承諾「不滿意可更換人員」。家政公司收取的服務費與簽約家政工的傭金掛鉤，例如育兒、養老等一般以年為服務週期，公司的年度服務費通常相當於家政工一個月的傭金。[1] 對於家政工，會員服務則是「委託管理」，三方服務協定裡規定了公司對家政工勞動內容、過程和方式的監管，並要求用戶配合家政公司，讓家政工接受監管。如此一來，家政公司成為家政工的管理者，實施所謂的「員工式管理」。家政工的會員費一般在一年100元左右。
「會員制」拓展了公司的服務內容，顯著提升了服務收入。傳統的仲介費一般僅為家政工月傭金的10%至20%，而現在漲為100%，且可以持續收取。家政公司的盈利方式也從主要依靠「開拓新客戶」的增量模式，拓展為同時依賴「維護既有服務關係穩定性」的存量模式。
通過會員制的設計，家政公司在免除了作為法律雇主所需承擔的用工成本與風險的基礎上，獲得了管理勞動者的合法性。但這也使得家政公司與主雇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家政公司既要促成客戶與家政工之間的良好關係，保障服務順利進行；但如果二者建立了足夠信任的私人關係，就可能私下協議（俗稱「私簽」），那麼家政公司就失去了持續獲利的機會。家政服務協定的法律模糊性大，違約成本低，制度化約束力量弱，往往只起到底線震懾的作用。那麼，家政公司如何讓阿姨接受公司的管理，並願意長期通過公司與用戶建立服務關係呢？換言之，家政公司如何在與勞動者保持市場關係的基礎上，對其實施組織控制？
「打造娘家」是我們在田野中觀察到的一個重要情感整合機制。家政公司移植並轉化傳統父權制中「娘家—婆家」的二元結構，重新塑造三者間的情感關係，將公司打造為與家政工情感一體的「娘家」，而用戶則被置於文化想像中「婆家」的位置——不管相處得多好，永遠是外人。通過宿舍的生活監管、情感疏導與規訓、關係調解、底線保障等日常運作，公司娘家兼具「管束」和「庇護」的雙重功能：一方面安排和管束家政工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表達，使其符合「公司／娘家的規矩」和「用戶／婆家的要求」，從而生產和維繫「合格」的服務者；另一方面為家政工提供應對用戶／婆家所需的支援和庇護，從而獲得家政工的認同和依賴。
「關係控制」是非正規就業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控制手段之一，以往研究大多關注由「同鄉」那種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所構成的就業途徑和工作場域。而在家政行業中，家政女工大量自行來京，來源經歷各異，分散在不同家庭工作。家政公司移植和改造了「娘家—婆家」這一帶有文化共識性的社會關係結構，在異質性的女工群體中生產出關於工作關係的總體認知，並在這一認知結構下進行「娘家化」的關係運作和勞動控制。
這種情感整合機制的成功運作，很大程度上調用了以中年流動婦女為主體的女性勞動者的生活經驗、情感記憶和文化想像。在北京，外來中年婦女是家政勞動力市場的主力。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2019年在京家政工中，98.6%為女性，99.6%為外地人口，79.3%為農村戶口，平均年齡49.6歲，76.9%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中初中占48.7%），86.4%已婚，平均子女數為1.7個。她們中66.1%通過家政公司上戶，82.7%從事住家服務。由於其丈夫從事的往往是高風險和不穩定的工作，家政女工的收入對家庭至關重要。2018年，從事家政工作的收入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60%。與此同時，18.8%的家政工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另有22%的家政工家中有老人或病人需要照顧。[2] 因此，不少女工在進城期間要努力掙錢，在家庭需要時又往往要返鄉照顧。[3]
在這批被視為處於勞動力市場不利位置——學歷較低、工作不穩定、同時養家負擔又愈發沉重——的鄉村婦女身上，家政仲介還發展出一套兼具結構形塑和程序控制、我們稱之為「製造匹配」的利益調節機制。
首先，大型家政公司打造出以「專業化」為賣點的差異化市場結構，創造議價空間，獲取定價權。家政公司制定了不同類別、不同等級的服務內容和標準，作為定價的依據。原先工作內容模糊、價格扁平的保姆行業被細分為四大工種：母嬰護理（月嫂）、育兒、養老、家務，不同工種價格不同。例如，2019年，萬家歡公司提供的住家服務中，母嬰護理的起步價為9,800元／月，育兒為5,000元／月，家務為4,500元／月，養老為4,000元／月。不同工種內部還區分不同等級，對應不同的薪資水準（示例見下表）。
表一 萬家歡公司育兒嫂星級評定標準（2019年）
| 星級 | 工資水準 | 所需技能 |
| 一星 | 5,000~5,500 | 掌握拍嗝方法，洗澡，奶粉沖調入口溫度，更換紙尿褲，腹部撫觸。 |
| 二星 | 5,500~6,500 | 懂得輔食添加的時間及條件、育嬰的五大領域(大動作、精細動作、語言、認知、社會交往)、蛋黃的添加時間、主被動操、寶寶氣管異物處理的方法。 |
| 三星 | 6,500~8,000 | 設計一周食譜、根據寶寶月齡設計遊戲、培養睡前儀式感、表演手指謠及講故事。 |
| 四星 | 8,000~10,000 | 說出幼兒發展5個敏感期，制定個性化早教方案，科學育兒理念，古詩或音樂創編。 |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調查
從制度設置來看，定級的依據是知識和技能，操作中一般轉化為證書和工作經驗。照顧工作（care work）往往因技能「自然化」和「女性本質化」而被市場貶值。[4] 「分類分級」定價，不僅通過「技能顯性化」提升了家政服務的市場價格，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差異化的市場，為服務議價提供了結構性可能。家政公司作為服務標準和價格的制定者，高度影響了原先由供需關係主導的定價方式，成為制定家政服務「行情價」的重要主體。
在匹配鄉村流動女性與城市用戶的過程中，公司控制了議價資格，影響交易價格，促使家政工通過公司來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經紀人根據對家政工經驗技能的考察，結合對其市場競爭力的判斷（例如年齡、長相、家庭情況等）進行定價；同時壟斷了議價機會——經紀人全程參與面試，用戶和家政工的談話內容限於工作內容和要求，價格只能由經紀人談。公司禁止簽約前家政工與用戶交換聯繫方式或進行私下溝通，並取消了以往常見的「試工」做法。由於公司服務費與家政工的傭金直接掛鉤，經紀人也更有動力把阿姨推上高價單。
家政公司提供免費的面試培訓，幫助家政工擺脫農村婦女的形象，使其看上去「像」經過職業訓練的勞動者，貼近城市審美，又有「幹活的樣子」，從而營造出一種感覺——萬家歡公司的家政工「素質高」，配得上高價格。此外，家政公司也組織收費的技能培訓，幫助家政工獲得制度化認證，提升市場價格。[5]
參、家政仲介發展背後的「國家」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家政公司所組織、家政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再生產活動，它嵌入於國家對生產—再生產關係的總體性定位，以及對再生產活動所作的制度性安排之中。
在中國的集體化時代，國家關於再生產的主導意識形態是「為生產服務」，賦予其社會價值，並將其部分納入計劃經濟體制。國家作為責任主體，通過單位制和集體互助等集體化形式，介入對再生產活動的組織與安排，圍繞單位或居住社區進行勞動力的調配。[6] 進入198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國家對再生產活動的總體意識形態延續了「為生產服務」的價值立場，但責任主體逐漸向私人家庭轉移。國家在意識形態層面仍維持著對組織社會再生產的「道義責任」，其介入形式則從總體性的統籌安排，逐漸轉變為協調、組織並管理國家之外的社會力量來為家庭服務。例如，新中國首家家政服務公司——三八家務服務中心，成立於1983年，是北京市婦聯下屬的事業單位。該中心通過與地方婦聯和勞務部門合作，有計劃地組織以年輕未婚農村女性為主的「小保姆」進京服務，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輸送了大約一半以上的進京保姆。為了讓北京市民「有人用、用得起」，她們參考市民收入制定服務價格，並憑藉其龐大的體量平抑了市場價格。[7]
自1990年代後期起，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確立和快速推進，國家的總體立場逐漸轉向依託市場來解決家庭的再生產需求。對家政服務的定位，開始從「為生產服務」轉向「解決就業」（1990年代後期），繼而強調「拉動內需、刺激消費」（2000年代後期）。此時，市場不僅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也成為理解家政服務的主導意識形態。一方面，社會再生產的責任主體以家庭或個人為主，國家的責任在於規範家政市場，以便家庭從市場中購買服務；另一方面，以家政服務為代表的再生產服務也被賦予了「生產」的屬性，成為經濟增長的一部分。[8]
管理型家政仲介正是這一政策背景下的產物。國家在政策層面將用工家庭定位為「消費者」，並以大型企業為抓手，推動行業發展的正規化和產業化。其政策設想在於，企業作為正式雇主為家政工提供勞動保障，同時作為服務提供方進行培訓與監管，為城市消費者提供高品質服務。[9]
國家推動家政行業正規化的路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推動職業化來提升「服務正規化」：將「家政服務員」納入國家職業目錄，修訂頒佈《家政服務員職業技能標準》《育嬰員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等職業技能等級標準，這些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家政企業塑造差異化家政市場的官方依據。同時，政府資助家政工技能培訓，培訓款項來自扶貧、就業、養老等專項資金，實施主體則通常是具備一定規模的家政公司。二是通過發展「員工制」來推動「雇傭管理正規化」，宣導家政企業與服務員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繳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提供培訓和管理，以類似「勞務派遣」的形式進入家庭服務。這樣既加強對家政工的管理，又將家政服務納入勞動法規框架，提升對家政工的勞動保障。此外，政策還要求「以仲介名義介紹家政服務員但定期收取管理費等費用的機構，執行員工制家政服務機構的勞動管理規定」。[10]
職業化的宣導得到了家政企業的積極回應，但員工制的推行則阻力重重。主要原因在於，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勞動保險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和風險，政府支持的可行性與可持續性不足，且勞動法規的要求與家政行業的特點之間存在張力。在此過程中，家政企業對政策進行了選擇性利用：「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和「支付勞動報酬」等條款未能有效貫徹，而「簽訂正式協定」和「提供培訓和管理」則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推廣——即企業在不承擔對家政工勞動保障義務的前提下，強化了自身的管理者角色。這一系列市場實踐，最終促成了員工制在政策層面的意義轉折。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拓寬了2010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發展家庭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所界定的員工制範圍，提出「與其簽訂服務協定，家政服務人員可作為靈活就業人員按規定自願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或城鄉居民社會保險」。由此，員工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家政工勞動保障的實質意義，演變為一種「用組織管理替代制度保障」的模式。[11]
肆、「照顧商品化」的迷思
管理型家政仲介推向城市家庭消費者的，是一套關於「專業服務」的構想——一種凸顯消費體驗、淡化勞動過程的「服務產品」。一方面，「專業服務」意味著「專門化」：家政服務被細分為母嬰護理、育兒、養老照護、保潔等諸多門類，進而催生出催乳、收納、早教等更加精細化的專項服務，每一項都對應著明確的服務標準和價格。另一方面，「專業服務」還意味著「產品化」：家政公司轉變成為定義、生產、銷售和維護「服務產品」的主體，通過培訓塑造可直接入戶、可相互替代的「服務者」，為消費者提供並維護標準化服務。在這一邏輯下，被強調的是可計量、可交易的服務本身，而具體的勞動者及其勞動過程則被邊緣化甚至刻意隱藏。
對於許多工作忙碌、習慣於市場便利、認同消費者身份的城市中產家庭而言，這套構想無疑具有吸引力。我們在訪談50位使用不同類型家政服務的用戶時發現，談及聘請家政工的緣由，有人表示「上有老下有小，實在顧不過來」，不想做「家庭婦女」；有人期待「每天上班太累，花錢買省心」；也有人篤信「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做」。然而，在實際體驗中，他們又常常感到失望與困惑：「為什麼阿姨有證書但做不來，還得我一點點教」、「花一萬多塊錢請月嫂，老人還要給月嫂做飯」、「每年都要漲工資，不然就要下戶」[12] 、「小孩生病了，她要回去照顧孩子」。也有人陷入矛盾：「阿姨腰傷了，要多休息，很多活兒幹不了，是不是該讓她下戶了？」、「寶寶跟阿姨不親，我不高興；寶寶跟阿姨太親，我也不高興」、「有些阿姨太熱情、沒有邊界，有些阿姨不好親近、沒了家的感覺」。當期待落空時，城市用戶往往將其歸咎於農村人素質低，或譴責家政公司不規範。他們一次次換掉不滿意的阿姨，覺得煩心；發紅包、送禮物討好合意的阿姨，感到憋屈。然而，在「消費者」框架下，幾乎沒有人會去追問：在需求高度個性化和情境化的入戶家政服務中，「用戶」到底應當擁有什麼樣的權利，又應當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在與日常生活深度交織、高度依賴人際溝通與信任的照護活動中，「用戶」究竟應當與阿姨建立一種怎樣的關係？
以「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為導向的家政產業化發展，致力於培育服務消費的新增長點，這也導致服務資源向支付能力更強的群體傾斜，塑造出一個不均衡、等級化的照顧服務市場。市場更傾向于面向富裕家庭，生產各類「高端」服務，或集中資源發展嬰幼兒照顧等家庭支付意願較強的領域；而對於支付能力相對較弱但需求卻極為龐大的老年群體，市場供給則明顯不足。這種選擇性的資源配置，進一步刺激了行業內部的分化：母嬰護理與高端家政逐漸成為報酬豐厚、培訓充分、專業化程度高且話語權更強的「優等崗位」；而養老護理等工作則面臨培訓不足、技能價值被低估、勞動強度大且缺乏保障的困境，陷入「低品質服務—低市場認可—低報酬保障」的惡性循環。 伴隨著少子化、快速老齡化及家庭小型化的趨勢，中國城市家庭通過性別分工或代際分工來承擔成員「生老病死」的傳統照護模式，正面臨結構性危機。再生產勞動的「外包」或許已難以避免，家政服務在這一進程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高度依賴流動婦女非正規就業、以「照顧商品化」為基本構想的「市場化」路徑，究竟能夠走多遠？中國又該如何應對Nancy Fraser所警示的「再生產危機」？這或許是擺在面前、亟待我們深入思考的更深層問題。
[1] 月嫂等單次服務的公司服務費大概占30%。
[2] 薩支紅、張夢吉、劉思琪、劉京、辛瑞萍，2020，〈家政工生存狀況研究:基於北京、濟南被訪者驅動抽樣調查〉，《婦女研究論叢》，（4）： 56-72。
[3] 肖索未、湯超萍，2021，〈流動的母職:鄉城遷移中的母職協商〉，《婦女研究論叢》，（2）： 66-83。
[4] England, Paula. 2005. “Emerging Theories of Care 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381-399
[5] 例如，萬家歡公司開設了母嬰護理師、高級育嬰師、家庭早教師、養老護理員及家務員等培訓課程。培訓時長一周左右,提供食宿,收費在2500~5000元。培訓結束後,公司對學員進行口試和實操考核。儘管家政工的考試表現參差不齊,但基本都會被授予相關證書。
[6] 宋少鵬、高夏薇，2022，〈境況性知識、內在歷史的視域：回看中國百年婦女運動的歷史與經驗〉，《開放時代》，（6）： 32-53；5-6。
[7] 肖索未、王選，2023，〈家務勞動社會化：市場改革初期的再生產轉型〉，《婦女研究論叢》，（6）： 29-46。
[8] 肖索未，2024，〈從家政行業發展淺談我國市場改革後生產—再生產關係變遷〉，《婦女研究論叢》，（4）： 16-20。
[9] 這裡的制度背景是，中國的勞動法律將勞動關係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私人雇傭關係中的當事人不具有勞動法律關係的主體資格,家庭或自然人無法作為用人單位與家政服務員建立勞動關係(劉明輝，2011，〈家政工獲得勞動保障權利的障礙及路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 120-124)。
[10] 肖索未、陳宗仕、楊伊萌，2023，〈管理型仲介：家政勞動力市場的仲介控制研究〉，《社會學研究》，（4）： 96-118。
[11] 錢俊月,2022,〈非正規的「正規化」：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家政服務企業——基於2019 年四個城市的家政工人調查〉，《婦女研究論叢》，（1）： 35-51。
[12] 按照家政公司的定價標準，家政員服務經驗增長，可被評定為更高星級，獲得更高的服務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