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瓊萩

Author: 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黃瓊萩（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DOI: 10.30402(1).0001 壹、前言 2024年一本名為《學術自由在多元世界中的實踐：全球批判視角》（Frédéric Mégret & Randini Ramanujam／Academic Freedom in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的合輯由中歐出版社（Central European Press）發行，此書收納了多位作者集體審視在不同背景之下所發展和理解的學術自由之意義與內涵。這本書可說相當時宜，既探討多種影響學術自由的環境條件，更提出各種深具差異性的學術自由觀念，且深刻反映了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並承認不同作者之間關於學術自由在看法上的分歧。而本書的編者宣稱此為包容性理解。該書大多數章節分析了政治、經濟和思想力量如何限制甚至阻礙學術自由，而有部分內容則探討如何通過制度、政治和社會關係等手段解決上述問題。不過，這些篇章都有一個共同假設，即主張學術自由是為一種價值或權利，故即便遭到侵犯，侵犯者也不能否定其重要性。而在此前提之下，學術自由作為「責任」的觀點事實上是被忽視的，因為多數論述都更為強調其作為一種應當受到保護且不受干擾的權利。 本文與上述觀點採取不同的角度看待學術自由，主張學術自由應該重新被概念化為責任，而非僅僅是價值，如此才能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對學術自由的討論。本文進一步主張：責任必須是關係性的（Gilligan 1982；Macintyre 2001；Escobar 2018），並強調應承認學者歸屬於群體，而非個人主義式的僅關注自身或學者此一角色，故分析學術自由的視角不能僅僅集中於權利與保護這單一層面，更須考量學者有責任思考與所學相關之社會事務，並有責任對其提供建言。從這一角度看來，學術自由更適合體現為「學者對建言與倡議的責任能進行判斷」。因為是判斷，此責任便具備了可協商性、實踐性、關係性和情感性。 本文首先介紹探討學術自由之概念在當前時空背景下的關聯性，並突出對其予以重新概念化的重要性。接下來本文將透過儒家思想來闡明學術自由作為責任是一種關係的實踐，其宗旨在於教化統治者愛民（Gibbs 2013），並促成集體的自由。在結論之前，本文將引述早已存在世界史中各種以責任作為學術動力的思想，並和本文主要論述進行對照、呼應與反思。 貳、學術自由問題與全球南方的爭辯 學術自由問題在今時今日是為各地學術界激烈辯論的主要議題，特別在幾個知名國際學会成員呼籲支持「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運動時尤能體現。這一辯論對學術自由概念本身具有複雜的影響；尤其在政治學領域，學者們的研究最可能直接面對政策和治理失敗而導致的人道危機。為此，世界各地的研究學會面對的挑戰與日俱增。近期發生的國際關係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理事會與全球南方小組（Global South Caucus）之間的爭議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學術自由的問題在近期變得尤為緊迫，部分原因在於有相當大比例的全球南方學者為支持BDS運動，採取了會議議程與正規程序以外的手段，而這些舉措引發了學界針對「學者的抗議是否應該遵循既定規章，又此舉是否充分尊重學術集會裡的不同意見」的激烈辯論。[1] 前述事件引發的爭議氛圍繼續影響當時即將於美國芝加哥市舉行的年度會議。原本會議議程上安排了一場主題為「全球南方的學術自由」的圓桌論壇，[2] 卻在會議召開後，該論壇有一半的與會者加上主持人紛紛選擇退出該論壇。事實上，在本屆年會召開之前，ISA大會主辦方特別發給所有會議場次的主持人一封書面提醒，強調會議的進行必須遵守大會制訂的行為規範，特別強調要顧及每位與會人士的尊嚴，禁止以各項形式對任何人進行騷擾或甚至權利的侵害。 上述現象揭示學術自由已是一項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具高度爭議性的話題。其所面臨的挑戰源自於對學術自由的迥異理解：有一方主張表達抗議的自由，而另一方則強調不應限制他人的自由。這種張力往往反映當前政治格局的兩極化。在這種背景下，兩種權利主張浮現並彼此衝突，分別是「抗議學會對種族滅絕保持沉默是會員的權利」之主張，以及強調「需保護每位與會者個人自由和人權，尤其是來自被抗議國家的學者」的另一種主張。然而，為不屬於學會成員的受害者行使抗議權，正反映了全球南方委員會受到強烈的情感驅動，揭示對學術自由，吾人須更為多元細緻而深入的理解，並認知到正是這種對於抗議的責任感，給與學術自由之主張賦予了動力。是故，本文主章必須重新審視不同的學術自由之觀念，才能瞭解前述兩種權利主張的雙方是如何威脅到彼此的自由，進而產生受剝奪感。…